一季度經濟數據和形勢，可以用五個關鍵詞來解讀：超級疫情、中國方案、階段性成效、超級壓力與政策再定位。
為什么關注這五個關鍵詞？因為這五個關鍵詞有內在的邏輯。
超級疫情對一季度經濟的沖擊史無前例
第一個關鍵詞是超級疫情。
這一次新冠疫情及其沖擊在本質上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新現象。雖然過去也出現過很多超級疫情，也出現過很多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但是這一次超級疫情發(fā)生在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交往世界化、網絡化、信息化、數字化的時代，高傳播性和高致死率使其對經濟社會產生的沖擊不限于一個國家或一個區(qū)域，而是在短時期內導致全球經濟社會停擺。
它對經濟系統(tǒng)的沖擊不僅僅來源于供給側，同時也來源于需求側。更重要的是，疫情的爆發(fā)原因、傳播途徑以及政策治理都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所帶來恐慌和超預期的沖擊是經濟社會系統(tǒng)難以承受的。
我國一季度-6.8%的GDP增速是季度統(tǒng)計數據形成以來的歷史新低，這直接證明了這次疫情沖擊是史無前例的。
理解中國方案的內在邏輯
第二個關鍵詞是中國方案。
中國方案的核心內容是“嚴格的疫情管控”+“相對溫和的經濟對沖與經濟救助政策”。
這種組合是基于我們的國情和治理體系出臺的。1月23號武漢封城，1月25日中央成立疫情領導小組，然后采取了一系列停工、停產、停學、停市的嚴格管控措施。這些措施直接導致經濟社會出現停擺。
從政治決策目標的角度來看，經濟政策首先服從于疫情阻擊戰(zhàn)。在疫情防控取得一定成效后，特別是在2月中下旬，國家從全面管控階段轉向疫情管控與經濟對沖相統(tǒng)籌的新階段。
在這一時期，我們采取了一系列的經濟救助，同時采取了分級分批的復工復產政策，在財政、貨幣、就業(yè)、民生、改革等一系列領域展開相應的政策應對。
由于中央給精神、部門出政策、地方抓落實，很多民眾感覺這些政策有一些零碎，整體性不強，獲得感不是很深。在3月下旬和4月份，美國出臺超級對沖政策以及日本等國出臺各自的救助政策之后，很多人在討論，我國的經濟政策力度是否過小，政策是否過度偏重于經濟刺激而忽略了危機救助。
事實上，通過進行全面梳理可以發(fā)現，我國的政策是分階段、分步驟的，力度并不小。
從目前財政政策出臺的1.3萬億規(guī)劃以及已經落實的5000多億的政策支出來看，財政政策落腳點在于：一是貧困人群的救助；二是中小企業(yè)的減稅降費以及相關的貼息貸款等等。
從貨幣政策來看，貨幣政策通過降準降息等方式加大流動性的投放。雖然現在仍是小步慢走，但是整個一季度M1、M2及社融存量增速已經在3月底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按照統(tǒng)計，目前整個貨幣政策所出臺的支持資金達到了4.4萬億。
同時，在民生導向下延續(xù)傳統(tǒng)的“六穩(wěn)”，而“六穩(wěn)”當中第一穩(wěn)就是穩(wěn)就業(yè)。政策明確了把穩(wěn)就業(yè)作為當前經濟社會工作的重中之重，出臺了五大方面的政策，包括通過補貼企業(yè)來保工保產，加大失業(yè)救濟，引導農民工安全有序轉移就業(yè)，完善職業(yè)培訓和就業(yè)服務，加大高校畢業(yè)生就業(yè)工作力度。
再加上商務部出臺的穩(wěn)外貿、穩(wěn)外資的20項政策，發(fā)改委牽頭的23個部委出臺的19項促消費政策，以及其他類型的一系列改革配套政策，應該說，整個疫情期間的政策是根據中國不同階段所面臨的不同問題，有針對性地分步實施的。
我國為什么不像歐美那樣一下子出臺天量的救助政策？因為疫情沖擊對于中國經濟所帶來的各種壓力與歐美具有本質性的差別，中國社會結構及其承受力與歐美也具有明顯差別。
比如在就業(yè)政策上，美國主要通過發(fā)放救濟金來對沖失業(yè)人員數量的大幅上漲；德國主要是以救助企業(yè)來減少失業(yè)率；我國方案介乎德國方案和美國方案之間，這是符合國情的——我們大量的農民工不在失業(yè)救濟的范圍之內，單純發(fā)放救濟金很難觸及到邊際人群和受沖擊最厲害的人群。
另外，我們也會看到，單純通過傳統(tǒng)的民生體系來進行救助，也會存在著一定壓力。比如說單純給一些中小企業(yè)發(fā)放補貼、進行貸款支持的話，還有大量的工商個體戶和小業(yè)主難以獲得傳統(tǒng)金融途徑發(fā)放的貸款和補貼，通過傳統(tǒng)的稅收體系、社保體系也很難救助到大量彈性和非規(guī)范就業(yè)的人群。
從一季度的數據來看，居民收入中下降最厲害的是經營性收入，而經營性收入對應的主體大多是個體工商戶和小業(yè)主。因為停工停產，他們不僅要承受經營損失，還要支付租金和各種固定費用，凈利潤大幅下降。因此，如果對這一部分人的救助也按照歐美模式來進行，可能面臨的問題會很大。
貨幣政策也是一樣。疫情對于歐美的第一波沖擊是超級金融沖擊，而金融沖擊的第一浪潮是流動性沖擊。這就決定了歐美的救助方案必須是流動性對沖。
但我們國家所受到的沖擊主要是實體經濟沖擊而不是金融沖擊，所以中國就不能按照美國模式采取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對沖疫情之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快速收縮，而只能以貨幣政策為先導對實體經濟進行救助。
因此，一定要理解中國方案的內在邏輯和相應的科學性。
疫情阻擊戰(zhàn)取得階段性勝利
第三個關鍵詞是階段性成效。
目前，中國疫情阻擊戰(zhàn)取得了階段性勝利，這是一個奇跡。從1月23號武漢封城，到4月8號武漢全面解封，在不到3個月時間內做到新增確診病例基本上處于零狀態(tài)，充分說明了中國方案的正確性。
嚴格管控所帶來的代價就是一季度GDP增長速度的下降——-6.8%。這個代價大不大？
目前大家預測，美國和英國一季度的經濟收縮幅度都超過了兩位數，比如目前大家預測美國一季度GDP可能下降15.4%，英國收縮幅度可能達到11.4%。
現在，歐美疫情發(fā)展的高點還沒有完全顯現，疫情還沒有控制住，歐美二季度經濟下滑的幅度將大幅度擴大。歐美的方案在初期十分“佛系”，他們既想救人又想保經濟，或者更深層次的目標是以資本為中心的。而中國方案沒有這種目標的搖擺，直接堅持了“以人為本、生命至上”的原則。
目前疫情發(fā)展得結果表明，美國這種又想救人又想救經濟的方案，最后可能的結果是人也沒救著，經濟也搞壞了。目前普遍預測，美國二季度GDP可能會下降30%左右，這是一個很悲慘的結果。
因此，一定要從全球范圍內、從一種歷史視角來認識我國一季度經濟增速為-6.8%這個結果。從結構角度看，我們目前復工復產進展比較順利，三月份很多參數反彈，這不僅是技術性的反彈，而且反映了中國經濟的韌性和彈性。
所以，這種階段性成效恰恰印證了“嚴格管控+溫和的經濟對沖”方案的正確性。
二季度仍將面臨五重下行壓力的疊加
第四個關鍵詞是超級壓力。
未來是不是一馬平川？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在復產復工基本完成、經濟循環(huán)開始常態(tài)化后，我們將面臨的壓力不僅僅是停擺的壓力，而是五重下行壓力的疊加。
第一重是全球疫情仍在發(fā)展，國內疫情防控依然需要“內防反彈，外防輸入”，這必定會對經濟恢復帶來掣肘。
第二重是前期金融市場震蕩所引發(fā)一系列的后遺癥以及持續(xù)發(fā)生的金融震蕩還會產生。
第三重是各個國家在嚴格管控過程中經濟停擺以及世界經濟停擺所帶來的中國外部需求的下滑，以及供應鏈、產業(yè)鏈的斷裂對于中國經濟的沖擊，我們認為這種沖擊將會在二季度全面顯現，這也是各種下滑壓力中最嚴重、最需要關注的。
第四重是我們在過去一直強調的周期性和趨勢性的下滑壓力，這些周期性壓力和趨勢性壓力可能在疫情的沖擊下進一步顯化。
第五重是復工復產如何常態(tài)化的壓力。我們需要一個強勁的推動力，才能使停擺之后的馬車能夠快速產生破冰效應，恢復到常態(tài)。這個強勁的推動力意味著重啟成本會非常昂貴。
這五重壓力的疊加，會導致我們在二季度所面臨的壓力比一季度簡單的經濟停擺還要大，還要復雜。
政策再定位：積極的財政政策，寬松而非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
第五個關鍵詞是政策再定位。
3月17號、4月8號、4月17號，在一個月內，中央政治局連續(xù)開會，對傳統(tǒng)的以“六穩(wěn)”為主體的宏觀政策進行了全面定位：第一，從“六穩(wěn)”到“六?！保坏诙?，研究設計一攬子宏觀政策舉措，也就是我們需要超級應對舉措來應對二季度即將面臨的五重下行壓力的疊加。
首先，一定要認識到未來的壓力，抓住主要矛盾。
當前主要矛盾是什么？目前很多人都講，必須要穩(wěn)就業(yè)。保就業(yè)、保民生、保經濟主體是中央提出來的前三保。這非常重要，是我們在疫情沖擊下、在我們復工復產的過程中必須持續(xù)要做的。
但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果要保就業(yè)、保民生、保經濟主體，在一個相當長的持續(xù)沖擊下，我們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積極的就業(yè)政策、積極的民生政策和積極的經濟主體政策，而不僅僅在于疫情救助的消極就業(yè)政策和消極民生政策。
積極政策的重要前提是經濟循環(huán)要常態(tài)化。如果經濟循環(huán)沒有常態(tài)化，還是處于停頓的狀態(tài)，以短期救助為核心的消極政策——包括消極的保就業(yè)、消極的保民生、消極的保民生主體都是不可持續(xù)的，因為很多常規(guī)的消極就業(yè)政策和民生政策難以得到長期的財政支持，同時也難以對受到疫情沖擊最嚴重的小業(yè)主、農民工進行有效的救助。
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和救助政策有效傳遞路徑的缺失決定了我們只能通過經濟增長和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的運行來達到邊際人群收入穩(wěn)定的作用。因此，當務之急是必須通過全產業(yè)鏈、全域化的行政推動，使復工復產上升到一個新臺階，使大量農民工就業(yè)的建筑業(yè)和八大勞動力密集產業(yè)快速恢復。
其次，在復工復產之后，要給予經濟系統(tǒng)一個強勁需求，使供需兩端同時發(fā)力，從而使經濟具有持續(xù)運轉的內生動力。
因此，一方面是行政化的全產業(yè)鏈、全域的復工復產，另一方面是要采取一攬子的需求刺激計劃，使復工復產的企業(yè)有充分的訂單。這個刺激計劃要保證復工復產之后不出現第二次停工停產，因為未來中國經濟不能再承受一次停擺。
所以，當前很重要的是抓住經濟循環(huán)常態(tài)化的窗口期。之所以說當前是經濟循環(huán)常態(tài)化的窗口期，理由有四個方面：
一是大家存在共識，都認識到復工復產越同步、速度越快，經濟重啟的成本就越小；
二是世界疫情大蔓延及其帶來的超級外部沖擊還沒有完全到來；
三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在短期停擺之后還沒有受到實質性的損害，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錯；
四是我們目前還有不小的政策空間。
要抓住這個經濟循環(huán)快速常態(tài)化的窗口期必須抓住以下幾個要點：
第一，及時出臺需求擴張為主的一攬子方案，特別是在消費啟動和消費提升方面要有看得見、摸得著、能夠引領大家預期的政策；
第二，在投資方面，要有一個以新老基建為主體的系列啟動計劃；
第三，民間投資的啟動是重中之重。
這三方面不僅要有積極的財政政策，還要有寬松而不是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
實際上，從一季度數據里面可以看到，在GDP增長幅度-6.8%的情況下，金融增加值增速依然達到6%。也就是說金融利潤的增加值是建立在經濟停擺之后照常收租金、照常拿利息的基礎上的，如果沒有一個與經濟匹配的寬松政策，實體經濟和金融之間的錯位一定會是經濟循環(huán)常態(tài)化的最大障礙。所以現在貨幣政策雖然不是要大水漫灌，但在降息上面的力度一定要大。
總結來說，我認為當務之急是在目前的窗口期密集推出上述一攬子計劃。從長期來看，第一要聚焦于民生救助，第二要聚焦于經濟刺激，第三還要聚焦于化危為機的改革。
下一步，應該高度關注經濟所面臨的困難，并對中國方案進一步改善。
底線管理與分階段實施
針對最近關于GDP增速該不該設定目標的討論，我認為即使前方有眾多不確定因素，我們還是要有目標、要有方向感。
大霧中的前行，目標感和方向感十分重要。就像凱恩斯所說，雖然從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亡，但是預測就像黑夜中的一盞燈，能夠引領我們前行，這很重要。
如果沒有目標，行動一致性就會很差，地方就沒辦法考核，難以形成有效的激勵和約束。如果中央沒有一些硬指標進行指引，各個部門、各個板塊和各個微觀主體的預期以及行動就會懈怠、紊亂。
歷史的教訓是，目標定得過高可能會導致科層體系下的管理失真和管理扭曲。因此，科學地制定目標很重要。但怎么才能科學？這就涉及到兩個原則：第一是底線管理；第二是分階段實施，確立不同階段的目標。
疫情是超級問題，我們將經歷疫情阻擊戰(zhàn)、復產攻堅戰(zhàn)和經濟保衛(wèi)戰(zhàn)等階段，不同階段有不同的主要問題和不同的主要矛盾，要根據不同階段面臨的主要問題、主要矛盾來確立我們的行動目標。
第一階段是嚴防死守，把疫情消滅掉，這是疫情阻擊戰(zhàn)的目標。第二個階段是復工復產，第三個階段是經濟循環(huán)的常態(tài)化，第四個階段是全面對沖外部的持續(xù)沖擊，第五個階段是保增長。
面對百年一遇的大疫情，我們要有超級的管控模式和政策調控模式，要有一些新思路、新理念，不能按照傳統(tǒng)宏觀經濟學危機管理的這一套思路，而是要堅持底線主義，堅持漸進主義，堅持目標導向，然后分階段、分步驟，設定攻堅戰(zhàn)的目標和行動方案，最后形成總體的方案。
作者劉元春系CF40成員、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本文系作者在4月20日的浦山講壇第十二期“疫情下的一季度數據與全年經濟展望”上發(fā)表的演講，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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