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國巨額貿易逆差根源在其自身
表面來看，美國挑起此次貿易爭端的原因是長期以來中美貿易不平衡，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巨大。數據似乎能佐證這一觀點。從1985年起，美國對中國開始有貿易逆差，當年超過6千萬美元，占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總額的0.3%；到2016年對中國的逆差已經達到3470億美元，占總額的44%。似乎中國正是美國貿易逆差的來源。
但事實上，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美國對東亞整體的貿易逆差長期保持在高位，這是由于美國大量從東亞經濟體進口勞動密集、出口導向型產品。在此后的半個世紀時間里，東亞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在各國間發(fā)生轉移，美國貿易逆差的對象也隨之變化。具體來說，50-60年代，日本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發(fā)達，這一時期美國對日本有逆差；70-80年代日本產業(yè)升級，勞動密集型產業(yè)轉移到亞洲四小龍，美國對四小龍的貿易逆差隨之增加；待到80年代，四小龍工人工資上漲、勞動力成本優(yōu)勢減弱，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勞動密集型產業(yè)轉移到中國大陸，于是1985年起美國對中國由貿易順差轉為逆差并逐年擴大。
把東亞作為整體來看，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中來自東亞的比重近20年來其實在下降，90年代有80%來自東亞，90年代初最高時超過100%，而到近年這一數字已經降到50%，這說明近年美國貿易逆差的增量部分并非來自東亞或中國。
美國貿易逆差的擴大是從70年代開始。在50-60年代，雖然對日本有逆差，但對全球總體上是平衡的。美國貿易逆差從70年代顯現(xiàn)，尤其在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擴大，與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及后來的金融自由化有密切關系。金融自由化開始后，金融監(jiān)管放松，銀行準備金率下降，貸款增加、支持消費；同時，各種金融創(chuàng)新和衍生品蔓生，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繁榮，財富效應同樣刺激居民消費，儲蓄動機減弱，儲蓄率降低。國際宏觀經濟的一個原理是貿易逆差基本等于消費與儲蓄之差。金融自由化之后，美國消費與儲蓄之間的缺口逐年擴大，貿易逆差自然不斷增加，這才是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的根本來源。而同時，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又幫助維持美國貿易逆差的長期增長。如果是其他國家有長期巨額貿易逆差，他們早已出現(xiàn)嚴重金融危機。然而美國并沒有，這是因為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可以增發(fā)美元進口國際產品以維持貿易逆差。
二 爭取選票與遏制中國崛起
特朗普政府十分清楚所謂中國帶來的貿易逆差只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那么美國為何要極力給中國安上這一“罪名”？
原因有二，一是中期選舉在即、迎合民意、爭取選民。美國工人實際工資已經四十年沒有增長，中產家庭的比重在所有家庭中的比重不斷下降，美國民眾的失落感加劇。其原因有三點，第一是通過金融自由化和隨之而來的金融創(chuàng)新，財富快速向華爾街集中，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前的幾年，美國華爾街金融機構的盈利占美國所有企業(yè)盈利的40%以上；第二是近三十年來高科技行業(yè)迅猛發(fā)展，出現(xiàn)了微軟、蘋果、谷歌、臉書等一批科技巨頭，財富向硅谷集中。一般家庭如果不是在金融或高科技兩個行業(yè)中工作，收入增速就相對較慢，收入比重也隨之下降；第三，工廠生產和辦公室自動化，替代了許多傳統(tǒng)的工作。然而，多數普通民眾不明其理，看到中國蓬勃發(fā)展，他們自己收入的相對地位不斷下降，以為中國的發(fā)展導致了自己就業(yè)機會和相對收入的困境。特朗普政府將矛盾焦點指向中國，引導民眾認為是中國等對美凈出口國家搶走了他們的工作，再宣布制裁中國以迎合民意。然而，在此應該指出的是，正是由于中國出口的價廉物美的消費品，才使得美國一般民眾在真實收入不增長的情況下，生活水平得以不斷提高。我記得1980年代初剛到美國留學時，帶去的一件絲織品襯衫為同班美國同學所羨慕，由于中國的大量出口，現(xiàn)在到美國的百貨公司經?？吹揭话闼{領的消費者絲織品襯衫一買就是幾件、半打。
美國挑起事端的另一個目的是遏制中國崛起。仔細看美方制裁中國出口商品名單，可以發(fā)現(xiàn)多數商品并非中國出口美國最多的一般消費產品，卻與“中國制造2025”計劃所列的行業(yè)高度重合。實際上，我國在這類產品中提供的附加價值并不高，中國大陸僅僅是做全球價值鏈中勞動加工這一環(huán)，真正資本密集度高、附加值高的組件多是從韓國、日本和我國臺灣進口。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和上世紀70年代制裁德國、80年代制裁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一樣，這次美國制裁這類行業(yè)，目的是借此遏制中國制造業(yè)的戰(zhàn)略崛起，而非在于縮小中美的貿易逆差。
三 如何應對此次中美貿易摩擦
面對此次貿易摩擦，我國應做到三點。
首先，保持定力，繼續(xù)按照我國的進程和需要，進行改革開放，不要被外部因素打亂節(jié)奏，亂了自己的陣腳。
第二，我們可以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對美國部分產品加征進口關稅，這些產品出口量減少，其國內生產者蒙受損失。而同時，美國關稅提高后，其國內進口商品價格增長，最終成本也要由美國民眾承擔。美國的進口商品消費者和出口商品生產者都受到損失，可能會改變美國選民對貿易制裁的態(tài)度。
第三，我們應加強國際和國內輿論引導。國際上，我國應站在維護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道德制高點，并在WTO框架內對美國對華301調查進行抗議，要求仲裁。對國內，要注意避免激進民族主義抬頭，影響我們改革開放的進程。
作者林毅夫系CF40學術顧問，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教授。本文系作者在第110次“朗潤·格政”論壇上就“中美貿易摩擦新進展與應對策略”這一主題發(fā)表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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