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貿易現(xiàn)狀面臨各自國內壓力
中美貿易領域存在較大赤字，過去長期相安無事，因為其本質是互利共贏的，中國得到就業(yè)，美國得到利潤和消費者剩余。隨著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原有的結構性缺陷使得這一分配格局在中美內部都暴露出一些問題。中美均面臨國內情緒的影響和調整的壓力。
在中國內部，由于制造成本的上升，制造業(yè)就業(yè)增加的潛力越來越小，重資產投資模式的弊端越來越大，需要更新要素組合才能恢復生產率的快速增長。而海外凈資產收益低下，需要在促進國民福利最大化方面有所作為。
在美國，由于技術出口限制，與在產業(yè)鏈中地位相似的歐洲相比，對中國出口結構中高技術含量產品比重不足，沒有充分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從而固化了貿易赤字，而歐洲是貿易盈余[1]，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抑制了美國本土制造。由于企業(yè)稅水平較高等因素，大量美國跨國企業(yè)的海外利潤沒有順暢回流美國稅收體系下，加劇了國內分配不均。
因此，盡管中美貿易的緊密聯(lián)系是無可置疑的，互利共贏的，但卻不是一勞永逸的。如果不加解釋和調整，該格局將難以維系。
二、處理中美貿易問題的策略選擇
（一）如何調整呢？打貿易戰(zhàn)解決不了貿易赤字問題。一個是宏觀的經濟結構因素。美國消費大于儲蓄，必然產生貿易赤字。與中國打貿易戰(zhàn)，只會發(fā)生貿易轉移和通貨膨脹，損害美國國內福利，不會消滅赤字，更不會增加就業(yè)。另一個是微觀的產業(yè)結構因素。中國出口美國的中低端產品，許多在美國境內已不再生產；此外，中國出口美國的很大一部分是美國等跨國企業(yè)在中國境內的加工貿易[2]。打貿易戰(zhàn)直接損害美國的出口競爭力和美國企業(yè)利益，也會破壞全球產業(yè)鏈。
（二）打匯率戰(zhàn)也解決不了貿易赤字問題，而且也沒有必要。從中國看，隨著經濟形態(tài)從生產型向消費型過渡，過度貶值會損害國民福利，且服務貿易的匯率彈性很小。因此中國官方反復聲明，不追求過度的貿易盈余，更不會通過競爭性貶值刺激出口。從美國看，長期仍然堅持強勢美元政策立場，短期宣稱過度強勢的美元對美國不利。這樣，中美匯率立場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協(xié)調合作的空間。
為了盡可能克服匯率波動對貿易計量的擾動，應當推廣以SDR作為全球經濟比較的會計核算單位。因為SDR作為籃子計值貨幣，其波動性相對較為緩和，也會對沖短期擾動因素。使用SDR計值，可以進一步縮小計值貨幣差異造成的中美貿易統(tǒng)計差異，更好地跟蹤衡量兩國貿易狀況。也只有基于普遍采用SDR計值，才可能發(fā)展出比較活躍的市場化的SDR債券等SDR資產市場。
新“廣場協(xié)議”（仿照上世紀80年代中期讓美元貶值的協(xié)議）幾無可能，也無必要。如今情勢與當時有很大不同，一是宏觀經濟不同，當時美國受供給沖擊衰退嚴重，而其他地區(qū)先期復蘇，而本輪危機后，美國是發(fā)達國家中最早復蘇的；二是匯率水平不同，當時由于美元高息政策帶來的美元指數急劇上揚，從1979年到1984年，美元匯率上漲了近60%，美元對主要工業(yè)國家的匯率超過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前所達到的水平，而本輪美元指數上升幅度遠不及歷史高點；三是匯率制度不同，目前主要國家的匯率均已采取浮動制，市場時刻會對貿易狀況等綜合因素做出反映和調整；四是外匯市場規(guī)模急劇擴大，干預成本效益比較大。
（三）中美應對雙邊貿易赤字的務實合作策略
原則一是積極策略優(yōu)于消極策略。積極的策略立足于做大蛋糕解決問題，會產生良性循環(huán)，消極的策略立足于縮小蛋糕的條件下利益再分配，只可能加劇矛盾。對于中美來說，重要的是美國增加對中國的出口，而不是減少從中國的進口。
原則二是對稱策略優(yōu)于單邊策略。單方面要求對方讓步或者放棄比較優(yōu)勢，很難奏效，只會造成僵局，無法盡快回應各自民眾的期待。采取靈活的立場，雙邊互有退讓就意味著對方互有進展。中國放松服務貿易，同時美國放松高技術出口。中美雙方不需要完全放棄原有立場，只需要在各自可承受的范圍內，通過“行動對行動”的互動互惠行為，就可以取得帕累托改進的效果。
原則三是善意策略優(yōu)于敵意策略。中美應與人為善，強調利人利己，而不是損人利己，甚至是損人不利己的做法。中美應使雙方相互確信，相關政策的推進有利于雙方繁榮，不謀求壓倒性勝利或者破壞性勝利。
原則四是全面策略優(yōu)于局部策略。應當超過貿易政策范疇，著眼于貿易、金融、投資、財政等各領域的政策協(xié)調。貿易領域可以解決部分貿易問題，但貿易問題不能僅限于在貿易領域打轉轉。例如，加快直接投資談判，通過公平引入包括中國在內的直接投資，美國可以在本土創(chuàng)造更多就業(yè)機會。更重要的是，美國適當降低企業(yè)稅率，吸引海外利潤回流，從而適度增加國內居民分配，有利于從根本控制赤字之源。
三、美國不合作怎么辦
通常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包含有兩個方向的矛盾，一是新興大國是否主動挑釁守成大國，二是守成大國是否刻意壓制新興大國。從中美關系矛盾的主要方面來說，美國采取不合作立場、壓制中國的風險更大一些。那么如何化解這一矛盾呢？簡言之，應當建立可信的合作框架，以確定性降低不確定性。
（一）政策宣示層面
一般情況下，無論美國是否做出合作態(tài)度的反應，中國堅持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表述。中國保持定力，主動采取合作態(tài)度，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政策誤判，為中美關系注入正能量，保持中美關系發(fā)展的穩(wěn)定性。
實踐中應講好兩個偉大的故事，從戰(zhàn)略高度認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之間的關系。兩者可以基于共同基礎深化合作。一方面，中國“偉大復興”的戰(zhàn)略路徑選擇是和平崛起，其經濟基礎是貿易和分工。而貿易和分工，可以創(chuàng)造出比封閉自立大得多的生產率，不斷增大的蛋糕使得帕累托改進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美國“再次偉大”不可能在孤立主義狀態(tài)下實現(xiàn)，自由貿易是美國立國的思想和經濟基礎。打貿易戰(zhàn)必然遏制貿易和分工，也會打擊全球增長，從而招致全世界的反對。因此，建立寬容自信的大國關系總體上對中美兩國都有利，對全球合作也有利。
妥善處理中美雙邊和國際多邊組織的關系。中美關系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系，但仍不足以在全球事務中起決定性作用。重視發(fā)揮國際多邊組織（包括區(qū)域多邊組織）的作用，可以有助于化解單邊壓力，增加單方面破壞國際規(guī)則的成本，也可以降低一方對另一方超越國際規(guī)則的戒心。
此外，中美應加強公開透明的交流，對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進行說服和澄清工作。例如，美國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近日宣稱，一些美國的貿易伙伴用從美國身上賺的錢購買美國的公司和技術，降低了美國競爭力，美國要重新奪回全球（供應鏈）價值鏈的領導地位，扭轉制造業(yè)勞動力數量下滑的趨勢。但實際上，美國一直處于全球價值鏈頂端，而阻礙購買美國公司和增加制造業(yè)就業(yè)的政策目標是矛盾的。中美雙方面臨國內壓力，需要注意宣泄，也要做好解釋工作，避免被民粹主義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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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互動第一步，中方采取合作的措施。這些方面可包括：更多參與美國發(fā)起和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邀請美國參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倡議等活動；在新的條件下協(xié)同美國推動亞太自貿區(qū)建設；開辟新的合作領域，如限制“避稅天堂”，協(xié)調全球企業(yè)所得稅政策等；就雙邊和全球發(fā)展問題提供建設性思路和方案；加深經濟戰(zhàn)略合作的雙邊智庫研究。當上述措施美國不回應或拒絕時，中方可保留美國后續(xù)參與的余地。
基于投機、尋找替罪羊等心態(tài)，美國不會輕易放下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美國在德國G20會議和IMF會議公報上的行為，表明美國依然會揮舞保護主義大棒。美國在兩國元首會晤期間針對敘利亞的行動，凸顯其單邊冒險主義色彩濃厚。大規(guī)模的貿易戰(zhàn)幾乎不可能爆發(fā)，但美國當局訴諸貿易保護主義的動機強烈，決策成本也較廉價（盡管其經濟后果并不廉價），化整為零的貿易磨擦幾乎不會缺席。如果中國不具備可信的防御性反擊措施，則中美合作也無法推進。
當美國在某項下采取不合作措施時，如單方面使用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中方應當有不合作的懲罰選項，包括關稅政策、世貿上訴等；但可保留其他項下合作的寬容選項。中國的應對可以確定性預期，即一方面在世貿規(guī)則下應對，另一方面采取單邊對等行動。這樣，幾次摩擦下來，美國在中國龐大進口市場中的比重并不會比現(xiàn)狀更好。美國如果認識到這一點，可能改而采取比較合作的立場。
上述策略是理性對稱的，合作的收益和不合作的風險更加具有確定性，符合博弈論的合作博弈均衡，因而對美國也是最優(yōu)解。
總之，中美應變求變，進行貿易協(xié)作，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中美合作不僅利于兩國，而且有利于世界。
注：
[1]2015年，中國對歐美出口相當，其中對歐出口4032億美元，對美出口4092億美元。但中國對歐進口6963億美元，對美進口1478億美元。
[2]中國出口中約50%為加工貿易，而對美出口中加工貿易比重接近70%，大大超過總體水平。
（作者宗軍系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研發(fā)部主任。本文為5月7日“CF40-PIIE中美經濟學家學術交流會”提交的交流文章，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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