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波動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升值21%，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9%；第二階段為2008年7月至2010年4月，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基本不變，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5%。在第二階段，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深化影響到中國出口增長，中國央行通過外匯市場操作將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穩(wěn)定在6.82-6.83的水平上，因此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升值源于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的升值。
2003年至2005年，國際社會出現(xiàn)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不少外國輿論將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部分看作是外部壓力下中國政府的調整。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快速升值，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明顯減弱。2008年7月至今，人民幣升值外部壓力的強弱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消長。第一階段為2008年7月至2009年年底，在這個階段，由于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均經歷較大幅度的調整，中國出口還一度出現(xiàn)持續(xù)的負增長，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較為微弱。第二階段為2009年年底至2010年3月，隨著中國經濟在2009年取得8.7%的較高增長，以及中國出口增速由負轉正，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卷土重來，尤其是美國官方、企業(yè)和學術界均要求人民幣對美元顯著升值。第三階段為2010年4月至今，隨著美國財政部推遲發(fā)布中國政府是否操縱人民幣的報告，以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愈演愈烈，市場的注意力由人民幣匯率問題轉為主權債務危機問題，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再度由強轉弱。
關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否應該重新彈性化，目前中國國內基本形成了共識。例如，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兩會期間指出，2008年下半年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的大致不變，是中國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作出的權宜之計，中國政府將在世界經濟走出危機之后逐漸退出該政策。然而，關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時機、路徑與策略，國內還存在較大爭議。學界達成的大致共識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望在2010年下半年重新彈性化，人民幣匯率將回歸到參考一籃子貨幣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具體到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的問題上，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將回歸到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的小幅、漸進、可控的升值路徑上來，但2010年全年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升值幅度不會超過5%。
最近由于歐洲主權信用危機愈演愈烈，導致市場對于人民幣升值預期發(fā)生了分化。部分觀點認為，歐洲主權信用危機的爆發(fā)降低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調整的必要性。其一，歐洲主權信用危機將造成發(fā)達國家經濟增速下滑，進口需求下降，使得中國出口面臨的外需惡化，從而影響到中國的出口增長。如果貿易順差明顯收窄，那么升值的必要性有所下降；其二，一方面凈出口增長乏力，另一方面針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也可能造成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出口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將使得總需求降溫，從而削弱了通過人民幣匯率升值來抑制總需求的必要性；其三，目前歐洲主權信用危機已經造成全球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下降，從而降低了中國通過人民幣升值來阻斷輸入性通脹傳導的必要性。
然而，我們恰好認為，目前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彈性化的最佳時間窗口。
首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調整最好能夠打破市場預期。如果說2009年年底至2010年3月，市場關于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斷增強的話，那么隨著希臘危機的加劇，目前市場注意力已經被吸引到歐洲方面，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明顯緩解。在市場預期出現(xiàn)分化的情況下實施人民幣匯率機制彈性化，能夠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而且能夠減輕一旦匯率形成機制彈性化之后人民幣匯率面臨的升值壓力。正是由于目前中國貿易順差的規(guī)模很低，正是由于目前中國政府通過人民幣升值來遏制輸入性通脹的動機不太強烈，市場對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才顯著調降，這有助于削弱人民幣匯率彈性化之后的單邊升值預期。
其次，當前短期國際資本流入的規(guī)模有所放緩。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回歸到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小幅、漸進、可控的升值軌道上來，那么這種升值策略的最大問題在于容易形成市場上單邊升值預期，從而吸引大量熱錢流入。然而，目前由于以下兩方面原因，流入中國市場的熱錢規(guī)模有所下降：其一，歐洲主權信用危機加劇使得國際短期資本風險偏好下降，重新大量流入美國國債等安全港；其二，中國政府出臺的嚴厲的宏觀調控措施造成房地產市場成交量大幅下降，價格調整階段也即將到來?？紤]到目前中國股市也在大幅盤整，則目前中國資產價格對外國投機者的吸引力不大。在資產價格缺乏吸引力的前提下，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的小幅升值并不足以吸引大量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入。
再次，外部升值壓力可能在2010年第三季度再度卷土重來。美國國會將在2010年11月開始中期選舉，在此之前，奧巴馬政府必須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有所作用。這意味著美國政府的“政策靜默期”不會延續(xù)太長時間。如果在歐盟、歐洲央行與IMF的攜手援助下，歐洲主權信用危機的擴展得到有效遏制，歐元區(qū)國家的注意力由對抗危機轉為刺激經濟增長，那么來自歐元區(qū)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與人民幣升值壓力將重新增強。如果美、歐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再得到一些新興市場國家（例如巴西和印度）的支持，那么屆時中國政府面臨的外部環(huán)境將顯著惡化，在人民幣匯率彈性化改革方面也更加被動。
兵者，以正合，以奇勝。在歐洲主權信用危機仍在擴展、市場注意力有所轉移，人民幣升值外部壓力顯著減輕的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彈性化已經面臨最佳時間窗口?？紤]到2010年6月的多倫多G20峰會上，美、歐等發(fā)達國家與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可能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對中國集體發(fā)難，人民幣匯率機制在此之前彈性化將使得中國政府在G20峰會上掌握更多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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