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的新趨勢
人口負增長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影響既有挑戰(zhàn)和沖擊，也有機遇。雖然沒有了人口紅利，但仍然還有改革紅利的機遇。
我們先看中國人口的發(fā)展趨勢。
第一，中國達到人口峰值，出現人口負增長。2022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開始負增長，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的凈出生人口（不考慮移民人口）減少了0.6‰，由此回溯可以推斷出2021年中國人口到達峰值。
一個普遍的說法是，2022年開始的人口負增長是1960年以來時隔61年的負增長，而我認為將當下與1960年遭遇自然災害導致的出生人口減少相比較意義不大。1960年以后，我國又回到比較快的人口增長軌道；10年后，也就是1970年，國家開始部署計劃生育；20年以后，即1980年，我國正式實施獨生子女政策。1960年的短期負增長沒有影響我國人口快速增長的趨勢。
與以往不同，本次人口負增長意味著我國進入人口負增長的時代，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可能不會再回到人口正增長的軌道上。
圖1 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和老齡化率
第二，人口負增長、人口老齡化是兩個重要轉折點。2021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即老齡化率）達到14.2%，2022年約為14.9%，這是一個轉折點。國際上通常將老齡化率超過7%視為老齡化社會的標志，超過14%稱為老齡社會，超過21%稱為超老齡社會。日本是超老齡社會，老齡化率達28%-29%。預計2030年以后，我國也會超過21%。
圖2 中國和印度總量人口變化
大約在公元1700年之后，中國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印度緊隨其后。中國人口一旦停止增長或進入負增長，印度人口將超過中國。如今有兩個說法，一是很多人口學家認為，印度已在2022年超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二是國際上使用聯合國數據，預測印度人口將在2023年4月份的某一天超過中國。中國已經不是或者將不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國，但仍是人口大國，14億人口是一個足夠大的量級。
此外，我國還面臨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我國從現在開始，將在很長時間保持世界第一大老年人口國家。預計到了2040年，我國老齡化率將達到27%，這既是挑戰(zhàn)也是機遇。如果能夠利用好我國的超大人口規(guī)模，不論是勞動年齡人口規(guī)模還是老年人口規(guī)模，都能帶來紅利，也是發(fā)展的機會。
不過，中國的人口負增長和更深老齡化存在兩個特殊性：
第一個特殊性是“未富先老”。隨著國家變得越來越富裕，人口要經歷“增長-停滯-負增長”的過程，老齡化程度不斷提高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但中國在遵循這個規(guī)律的同時也有一些特殊性，中國的特殊國情給經濟發(fā)展帶來額外挑戰(zhàn)的同時，某種程度上也帶來了額外的機遇。
圖3 中國大陸及世界其他國家人口結構
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更像橄欖形，而世界其他國家更像金字塔。中國人均GDP在2021年、2022年均超過了1.2萬美元，位于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臨界點。世界人均GDP也大體為1.2萬美元，我國與其它地區(qū)富裕程度相同，但老齡化程度高得多，呈現“未富先老”或者說老齡化程度高于富裕程度的特征，我們進行政策討論時要牢記這個特殊性。
圖4 中國人口增長預測
第二個特殊性是“不期而至”。圖4綠線顯示了聯合國在2019年新冠疫情暴發(fā)之前的預測。根據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到達峰值，然后轉入負增長。2020年我國發(fā)布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生育率只有1.3，從1992年開始我國生育率降到2.1的更替水平之下。在中國公布數據以后，聯合國根據新數據更新了預測，紅線顯示了2022年上半年聯合國的最新預測。與最新預測相比，中國統(tǒng)計數據顯示的實際人口峰值和負增長均提前到來。人口負增長的不期而至減少了我國未雨綢繆的政策準備時間。
如何認識人口負增長
第一，人口負增長無涉“好”“壞”判斷。沒必要就人口負增長是好是壞選邊站隊，悲觀派、樂觀派都不重要。既然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都是必然過程，總體上也屬水到渠成，因此既不需要悲觀，也不能忽視它的含義。
圖5橫坐標是人類發(fā)展指數，這是人均GDP、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的綜合指數。伴隨著經濟社會發(fā)展，生育率降低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各國都會經歷（人類發(fā)展指數與生育率呈反向變化關系）。未來，在非常高的人類發(fā)展水平上，生育率可能會穩(wěn)定甚至回升，但是目前大部分國家都處于下降的自然過程中。中國的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負增長總體而言也是水到渠成。
圖5 人類發(fā)展指數與生育率
雖然軌跡是自然的，但很多國家也在應對人口負增長或生育率極低帶來的挑戰(zhàn)。因此，我們認識到這個規(guī)律，但因為中國有“未富先老”的特殊性，我們也要考慮如何應對。
圖6 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
第二，要關注趨勢的變化，而非只關注總量的變化。很多人認為中國最不缺的就是人口，14億人口規(guī)模就算不是世界第一，也和第一相差無幾。2011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到達峰值，在那之后開始負增長，也有很多人說，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有9億多，比發(fā)達國家勞動人口的總和還要大，中國還缺勞動年齡人口嗎？這些說法完全正確，但是仍然要認識到挑戰(zhàn)的嚴峻性。
僅僅把人口紅利歸結為勞動力豐富，降低了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解釋力，弱化了我們的預測能力。經濟增長是指在一個基數上上漲的幅度，看的是變率，這個變率是正是零還是負，差別很大。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通過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改善、資本回報率和生產率的提高，影響經濟增長速度。2007年-2011年，人口每年增長4.8‰，是明顯的加號，2021增長0.34‰，大體上是零，今后到2035年我們要以每年1.3‰的速度減少，就是顯著的減號。人口正增長、零增長還是負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有意義的，方向上南轅北轍，程度上天壤之別。所以應該關注增量、趨勢和符號的變化。
第三，遵循經濟學“假定其他因素不變”的思維方式。有人提出，勞動力數量不足，可以通過提升教育水平來提高人才質量，機器可以替代人，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可以提高生產率，因此不必太過擔心勞動力數量問題。然而，問題在于，當經濟學家指出一個因素導致一個結果時，是在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里，并不是因為人口負增長了，提高生產率的種種因素就應運而生，生產率就能立即提高。實際上，人工智能已經到處可見，但生產率的提高卻并非易事。
索洛觀察到計算機的普遍應用沒有帶來生產率的提高時提出的“索洛悖論”仍然有效。人口進入負增長時代，生產率并不可能自然而然提高，必須用新的發(fā)展方式來替代舊的發(fā)展方式，用新的經濟增長動能來替代傳統(tǒng)動能。關注人口負增長并非杞人憂天，也不是聳人聽聞，而在于提醒加快改變“其他條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圖7 潛在增長率的變化
我們利用新老兩種人口數據預測未來潛在增長率，都是呈長期下降趨勢，不過由于人口數據的變化，用新的人口數據預測的曲線比原曲線的下降速度會更快。每一次預測都做出兩種假設，一種是其它條件不變，也就是按照過去的趨勢變化；另一種是假設加大了改革力度，而改革會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假設全要素生產率有一個合理的更快的提高速度，那么潛在增長率就可以提高。因此我們探討的是其它條件如何變，也就是探討如何獲得改革紅利。
圖8 勞動力與消費的變化
第四，應對人口沖擊，要著眼于增量的挑戰(zhàn)、結構的潛力、總量的機遇。中國有超大規(guī)模人口、超大規(guī)模市場、超大規(guī)模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活動，人口從正增長變成負增長，對潛在增長率存在負面影響，因此挑戰(zhàn)來自增量。
最新國外預測顯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顯著下降，有的機構甚至認為，2030年中國未必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預測的依據就是中國勞動力負增長。從勞動年齡人口看，我國的確無法增加勞動力供給了，也無法像美國那樣通過移民解決問題，但是我國農業(yè)中的勞動力占全國的23%，遠超發(fā)達國家的3%。如果從現在開始轉移剩余勞動力，那就意味著我國的最大潛力是可以轉移20個百分點的勞動力，而1個百分點的勞動力就是780萬人，假設轉移10個百分點的勞動力，比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國的全部勞動力存量都要大。
另一個例子是，我國居民消費占世界的13%，而人口占比接近18%，中間相差若干個百分點，說明中國居民消費率低于世界水平。所以要增加居民收入，讓居民有更高的消費意愿而無后顧之憂，將人口占比和消費占比均提高到17%或18%的相同水平，那就意味著我國居民消費可以增長39%，增加的量分別比日本、德國、英國的全部消費支出還要多。
可見，我國存在結構的潛力和總量的機遇，通過挖掘結構潛力，可以使我們抓住超大規(guī)模的總量機遇。所以，改革要以其為中心，既可以從供給側增加勞動力供給，也可以從需求側擴大居民消費，以上措施都創(chuàng)造貨真價實的改革紅利。
人口負增長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影響經濟增長
從供給側來看，從2012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速趨于下行。2011年，中國15-59歲的勞動人口達到峰值，并從此開始下降，這導致勞動力短缺、人力資本改善放緩、投資回報率和生產率增長速度下降。
具體來說，勞動力短缺會加快機器代替人的速度，資本勞動比會上升。從經濟增長理論來看，這意味著資本報酬遞減，投資回報率下降。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勞動力的速度也在大幅下降，從2014年起，農村16-19歲年齡段的人口是負增長的，這部分人口主要是初中、高中畢業(yè)生，這部分人口負增長意味著轉移勞動力的速度也會放慢。過去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來自于勞動力轉移——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移到生產率高的部門，帶來了資源的重新配置。
所有這些都導致潛在增長率的下降。由于人口負增長提前到來，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速度加快，現在重新測算的潛在增長率比原來的還會更低，但是從世界水平來看，這個速度大體還是中高速。到2035年的平均增速預測為4.5%，加上改革紅利，平均增速可在原來的基礎上更高，可以達到4.8%。如果把中等發(fā)達國家的標準定義為人均GDP2.3萬美元，那么總體上中國在2035年可以達到成為中等發(fā)達國家的目標。
圖9 預測潛在增長率
真正的沖擊還是在需求側。過去十年，中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在提高生產率上發(fā)力來應對經濟減速，這讓實際增長速度和潛在增長率高度一致。我們在2011年的時候估算了一組當時到2020年的潛在增長率，最后實際的經濟增長數據和這組估算的數據是吻合的，這說明過去我們沒有受到需求側的制約，除了疫情這個特殊情況。但是從現在開始，人口因素將導致需求側成為新的常態(tài)制約因素，讓實際經濟增速可能達不到潛在增長率，可能會出現增長缺口。
圖10 不同年齡人口的勞動收入、消費支出與受教育年限
具體來說，人口因素會通過若干效應影響消費，包括：增長效應，經濟增長減速會導致收入減速及消費減速；人口總量效應，即消費者總量減少抑制社會總需求；收入分配效應，即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高，但是如果這部分人的收入過低，會讓其消費不能實現，但增加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對其消費又沒有什么影響。
最重要的是年齡結構效應。一方面，當老年人口占比高的時候，整體消費水平也會受影響。老年人沒有勞動收入，社會保障水平也不夠高，老年人還要替下一代著想，這導致老年人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都不高。
另一方面，對于在就業(yè)區(qū)間的這部分人口，現收現付悖論導致他們消費也不夠高，因為目前國內的養(yǎng)老保險是現收現付的，這意味著現在就業(yè)的這批人的第一個負擔，是為養(yǎng)老保險體系繳費以支付給當期退休的人；第二個負擔是他們家里已經退休的老人的退休金可能不足以保證生活所用，還需要他們去贍養(yǎng)；第三個負擔是當前現收現付制度可以持續(xù)，是因為目前人口撫養(yǎng)比較低，有足夠多的工作人口支撐退休人口，但是未來這些人退休的時候，可能人口撫養(yǎng)比大幅度提高，所以他們需要為自己進行預防性儲蓄。這三個負擔使得勞動年齡人口也沒有足夠的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
以上這些因素，使得消費需求在越來越成為三駕馬車中的主要拉動力的時候，反而受到人口因素的抑制。我們過去只在短期和周期性波動的時候遇到需求側的沖擊，但是未來可能會在長期經濟增長中面對需求常態(tài)性的制約，這將是一個全新的挑戰(zhàn)。
社會領域的挑戰(zhàn)
人口負增長會使得勞動年齡人口也加快減少，導致的結果就是老年人的撫養(yǎng)比，也就是65歲以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會加快提高，提高最快的時間段是從現在開始到2035年的十幾年，人口撫養(yǎng)比的變化會使得現收現付制的養(yǎng)老保險、醫(yī)療保險都難以為繼。
圖11 人口撫養(yǎng)比
老齡化的加劇會增加高齡老年人的數量。總體來看，預期壽命是在提高的，高齡老年人增加后，即使延長退休年齡能讓更多的人就業(yè)，但是那些需要家庭照料贍養(yǎng)的老年人比例也在不斷提高，這些老年人在物質和精神等各個方面得到的照料都比較匱乏。過去中國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相對較低，因為他們的健康水平較低、受教育水平較低，因而人力資本也低，就業(yè)能力差。這導致勞動參與率隨著年齡增加而迅速下降，女性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下降會更快，一方面使得這些老年人的收入難以保障自身生活需要，給家庭增加負擔，另一方面，也會使得這部分人群難以成為現代化的充分分享者。
圖12 勞動參與率
改革和政策調整的機會窗口
第一，人口數量不足可以用質量來補充，人力資本永遠是最重要的，任何經濟學家在做經濟增長核算的時候，都不會得出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為負或者不顯著的結果。因此，必須要提高人力資本。
經濟學家通常用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人力資本。過去，中國曾經有過兩次疾風暴雨式的改革，顯著地提高了受教育年限，一是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二是擴大高等教育的招生。下一步要用類似的疾風驟雨式的改革來提高人力資本，一個途徑是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向前向后分別延長三年，這樣可以顯著提高未來參加勞動群體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不必擔心經費的問題，原因有二：一是從現在到2035年，義務教育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或者說義務教育人口負擔率是在快速下降的，這里義務教育人口是指4歲到18歲年齡段人口，勞動年齡人口是19到64歲年齡段人口，這個比率的下降說明教育負擔正在逐漸減輕，可見人口老齡化也有其作為機遇的一面。
二是國家的教育支出是有保障的。中國法律規(guī)定，GDP的4%要用于公共教育支出，中國未來GDP的潛在增速有4.8%，公共教育支出實際增速在4%以上是有保障的。
圖13 義務教育負擔比與教育公共支出
第二，中國還有大量的勞動力滯留在農業(yè)中，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和勞動力市場進一步發(fā)育，能把這部分勞動力更順暢地轉移出來，大幅度增加非農產業(yè)的勞動力供給。戶籍制度改革是一石三鳥的改革，能釋放出的改革紅利既有供給側的也有需求側的?，F在我國常住人口的城鎮(zhèn)化率是65%，但是戶籍人口城鎮(zhèn)化率只有47%，中間18個百分點的差別，在于進城農民工被統(tǒng)計成城鎮(zhèn)的常住人口但是沒有得到城市戶口，也就沒有享受到完全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
因此，雖然農民工的收入在不斷增長，但是沒有好的社會保障和在城市居住的預期，他們的消費模式就不是城市居民的模式。中國社科院和OECD的團隊都做過測算，如果給農民工一個城鎮(zhèn)戶口，不算收入增長的效應，僅僅因為得到了城市戶口，就可以提高28%的消費，這就是需求側的改革紅利。
同時，農民工進城后，可以穩(wěn)定地提供非農產業(yè)的勞動力，刺激勞動力繼續(xù)流動帶來資源重新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是供給側能增加的潛在經濟增長。
圖14 三大產業(yè)增加值與就業(yè)
圖15 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
第三，改善收入分配。過去靠做大蛋糕來分好蛋糕，總體來說，雖然過去在分蛋糕的時候并不完全公平，部分群體會得到更大的份額，但是由于蛋糕越做越大，大家都能夠分到。將來做大蛋糕的速度會變慢，這個時候如果不能分好蛋糕，很可能會擴大收入差距，從需求側抑制經濟增長，反過來使得做大蛋糕的難度更大。
大家常用基尼系數來看收入差距，這里用帕爾馬指數來分析，也就是用人群中收入最高10%人口的收入比上40%最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從圖16可以看出，2010年以來，收入差距總體上是在縮小的，農村地區(qū)也是在縮小的，但是城市收入差距在擴大。而且近年來，收入差距縮小的幅度不夠大，這說明初次分配領域收入分配的改善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發(fā)展階段，再分配才是改善收入分配的一個根本動力。
圖16 中國全國、城鎮(zhèn)、農村帕爾馬指數
OECD國家能夠把0.5以上的基尼系數降低到0.4甚至0.3的水平，主要是靠再分配來實現的，再分配讓它們把基尼系數降低了35%。我國也已經到了需要使用再分配手段的時候。再分配不是簡單的抽肥補瘦、劫富濟貧，而是通過政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來實現。
從城市帕爾馬指數來看，城市的收入差距還在擴大，這意味著隨著未來城鎮(zhèn)化水平提高，城市人口增加，整體上收入差距可能擴大。出現這個情況的原因是是中等收入群體不足，說明最高收入10%的人太富、底層40%的人口太窮。所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是重要的任務。
除此之外，全國的帕爾馬指數大于城市和農村的帕爾馬指數，說明城鄉(xiāng)差距仍然是收入差距的重要組成部門，還需要把縮小城鄉(xiāng)差距作為重點。如此，才能通過改善收入分配來保障消費，支撐中國經濟增長。
建設福利國家 緩解人口老齡化的困擾
人口老齡化的應對途徑是加快福利國家建設。福利國家的典型是瑞典，濫觴于人口停滯的危機。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看到瑞典人口增長停滯的趨勢，擔心這種人口趨勢會影響瑞典經濟社會發(fā)展，于是呼吁采取社會扶助的方式鼓勵生育。由于生育意愿不僅在于生孩子的補貼和公共服務，還涉及人的整個生命周期，因此，從鼓勵生育的政策起步，相關措施很自然地推動了瑞典福利國家理念的產生，“從搖籃到墳墓”。這個政策變化影響到了整個北歐甚至歐洲。
從現在來看，當人類發(fā)展指數達到很高的水平，比如達到0.8以上這個極高人類發(fā)展水平時，再加上性別高度平等這個條件，有些國家已經出現了生育率回彈的趨勢。所以，通過福利國家建設，讓人人享有基本和充分的公共服務，就有望逆轉生育率下降的趨勢。
福利國家建設也是增強社會流動的關鍵舉措。國內制造業(yè)的比較優(yōu)勢在喪失，制造業(yè)比重從2006年以后就在下降，制造業(yè)從業(yè)者逐漸轉向了第三產業(yè)，甚至回鄉(xiāng)重新做了農民，這意味著人口從第二產業(yè)轉移到了第三產業(yè)和農業(yè)。這使得生產率的提高速度明顯減速，因為資源配置是與提高生產率相反的方向發(fā)生的。這個狀態(tài)也必然導致社會流動性降低，很多人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攀登社會階梯，代際之間的流動性也相應降低?，F實中的人口趨勢會導致產業(yè)結構變化，也影響社會結構變化。促進共同富裕，讓人人都有動力和機會、都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分享改革開放發(fā)展成果，終究需要借助再分配，靠政府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務，大家才有攀登社會階梯的機會。
技術進步和勞動力要素的關系
技術進步是一個要素替代的過程，比如自動化技術意味著資本替代勞動力，如果技術進步的過程太快了，意味著現實中資本勞動率提高、資本回報率下降。
現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帶來了超乎意料的技術進步，值得警惕三點：
第一，這些技術會代替人的體力和智力，要警惕其過快過早地把勞動力替代掉。
第二，要警惕“索洛悖論”出現。所謂的索洛悖論，指理論上技術進步能夠提高生產率，但是現實生活中卻不一定發(fā)生這一現象，因為技術在某些領域替代了人，這些人又回到低生產率的部門。
第三，人力資本不是沒有用的，未來的發(fā)展是一個報酬遞增的發(fā)展，新的互聯網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具有報酬遞增的性質，但是這些技術在真正替代人的同時，也需要和勞動力等其他要素相互配合、相互補充。
這些新技術還有巨大的不確定性。包括馬斯克在內的很多科技大咖都表示，諸如生成式人工智能這樣新技術的進一步開發(fā)和應用要先停一停，把倫理問題、發(fā)展方向問題、如何控制潛在風險等問題研究清楚之后，再往前發(fā)展和進行下一步的應用。同時，無論這些新技術未來會發(fā)展成什么樣，既然還不能完全清晰地預測，就不能把寶都押在這些技術上，現在還是要通過改革來獲得改革紅利。
作者蔡昉系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本文系作者在第18期CF40?孫冶方悅讀會上發(fā)表的主題演講，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作者所在機構及CF40立場，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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