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動內需必須加大再分配，突破口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時間：2020-09-09
作者：蔡昉
近期，“雙循環(huán)”一詞成為業(yè)內討論和關注的熱點。
該如何理解中央強調的“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huán)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huán)相互促進新發(fā)展”的格局？在疫情影響下，該如何找準突破口刺激內需，開啟內循環(huán)？
帶著上述疑問，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研究部專訪了CF40學術委員、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他認為，“雙循環(huán)”的提出，不僅僅是針對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經(jīng)濟大趨勢，以及我國老齡化加劇、人口總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
蔡昉指出，當前我國還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應該擴大消費而沒有消費能力，如果把這部分消費能力調動起來，內需還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而要想提高消費需求，主要應從三方面努力：第一，收入增長要保持跟經(jīng)濟增長同步；第二，要改善收入分配狀況；第三，必須加大再分配力度。
“中國特色的再分配，更應該針對我國的特殊情況，當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蔡昉說。
Q：現(xiàn)在世界經(jīng)濟增長率均線大概3%，您認為，未來五年我國經(jīng)濟增長率會下降到多少？
蔡昉：這取決于怎么測算，從潛在增長能力方面看，根據(jù)生產(chǎn)要素供給和生產(chǎn)率提高的可能性測算，即使到2050年，我國的潛在增長率才會接近于世界增長率的均值，甚至還可能略高于均值，大概在3%—4%。此前我們的研究表明，潛在增長率一定是下降的，后來實際增長率的情況證明確實如此。那如何通過改革提高潛在增長率？實際上，如果改革得力，比如說戶籍制度改革，或者通過生育政策改革提高生育水平等，那最后潛在增長率是可以提高的。
未來五年，中國的經(jīng)濟增長率下降多少現(xiàn)在不好評估。因為疫情的原因，今年的經(jīng)濟增長率會很低，這樣一來我們的基數(shù)就下降了，也許明年會有一個恢復性的增長。但按照我們2012年根據(jù)人口等變量對潛在增長率的測算，“十二五”時期的潛在增長率是7.6%，最后的實際增長率是7.8%；當時測算的“十三五”時期的潛在增長率是6.2%，現(xiàn)在看來，如果不算今年的話，“十三五”的實際增長率應該是略高于6.2%的；下一個五年，潛在增長率應該在5.5%-6%之間。
潛在增長率反映的是供給側的能力，而影響實際增長率能否符合潛在增長率，則取決于是需求側的因素。不過，此次疫情對經(jīng)濟增長帶來的是供給和需求兩側的沖擊。
Q：那現(xiàn)在該如何拉動內需？您如何評價目前我們已經(jīng)出臺的一些政策對內需的拉動作用？
蔡昉：一個國家遭遇沖擊時，財政的刺激能力和救助能力，與儲蓄率特別是政府儲蓄率成正比。按照我們的儲蓄能力，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可以再大一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與美國等其他儲蓄率并不如我國高的國家相比，我們的刺激力度稍微小了一點。此外，財政政策要把錢花在刀刃上，雖然加大小微企業(yè)支持力度很重要，但也不能忽視更多真正需要救助的個人。
“雙循環(huán)”的提出，不僅僅是針對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經(jīng)濟的大趨勢，以及我國老齡化加劇、人口總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如何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fā)展，是我們當前必須考慮的問題。但是高質量發(fā)展所需要的好多要素還沒有真正培養(yǎng)起來，因此，在這些背景下，我們提出的“雙循環(huán)”會是一個影響經(jīng)濟長期發(fā)展的指導原則。
如果從中央文件的表述來看，可以把“雙循環(huán)”理解為，與過去“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huán)相比，現(xiàn)在是以國內大循環(huán)為主體或軸心，推動國內國際循環(huán)互相促進，這是一點很重要的變化。如果考慮到我國14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8%，我國最終消費的世界占比僅為12%，尚未充分發(fā)揮世界重要市場的作用，不把自己的十幾億人的消費充分調動起來，也不能叫國際大循環(huán)。
對于當前也在強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去有人把它狹義理解為去杠桿、去庫存、降低負債率等，但站在更廣的角度看，它是從供給側的角度來改善生產(chǎn)要素的供給能力，提高勞動力生產(chǎn)率和全要素生產(chǎn)率，最終的目的是提高經(jīng)濟的潛在增長率。
Q：您認為，“雙循環(huán)”會是未來五年或十年經(jīng)濟發(fā)展的指導思想嗎？
蔡昉：肯定會，與其說是指導思想、基本原則，我更愿意稱呼它是未來這么一個新的格局，其實要實現(xiàn)這個新格局，沒有幾年的時間是做不到的。而形成之后也不會隨便就放棄了，所以我認為，這會是未來很長時間的一種發(fā)展方向，是未來的一種新格局。
Q：“十一五”時期我國就提到擴大內需、刺激內需的戰(zhàn)略，現(xiàn)在重新提出來以國內大循環(huán)為主體，再次拉動內需。與過去相比，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新思路去拉動內需？
蔡昉：不能說過去做得不夠好，而是我們還沒有把內需的潛力挖盡。現(xiàn)在我國還有很大一部分低收入人群應該消費而沒有消費能力，如果把這部分消費能力調動起來，內需還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
我認為，提高消費需求的努力，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收入增長要保持跟經(jīng)濟增長同步。第二，要進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富人太富，只能儲蓄；窮人太窮，想消費，但消費不起。第三，以上兩點還不夠，發(fā)達國家的經(jīng)驗表明，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普遍的高基尼系數(shù)，到高收入國家基尼系數(shù)會一下子降下來，原因是什么？是因為一個國家進入高收入階段之后，政府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稅收和轉移支付的辦法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數(shù)縮小了。所以，要想改善收入分配，政府必須加大再分配力度。
要想實現(xiàn)“雙循環(huán)”，就必須改善收入分配，而對改善收入分配最終起作用是再分配。這就是我們的最終手段，加大再分配的力度，主要措施例如：能不能做到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能不能把義務教育擴大到12年等。
Q：拉動內需，首先要克服的困難是什么？
蔡昉：就是再分配。國外講再分配主要是兩點，一個轉移支付，一個稅收，這些我國都有繼續(xù)推進的余地，但是我認為，中國特色的再分配，更應該針對我國的特殊情況，當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如果能把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惠及到農(nóng)民工身上，政府固然要花錢，但是農(nóng)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也會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保障能力也就讓這部分人群后顧無憂地去消費。
Q：內需和外需如何實現(xiàn)互相促進？如果防控疫情成為常態(tài)，會對中國經(jīng)濟產(chǎn)生多大的影響？
蔡昉：防控疫情本來就應該成為常態(tài)。如果你說的是疫情成為一個常態(tài)，那就相當于說經(jīng)濟增長的名義值變了，疫情對我國和各國都是一個常態(tài)，而我國在世界經(jīng)濟中的地位仍然不變，作為其他國家的外需該多大份額也還是固定的。因為有些需求是剛性的，有些產(chǎn)業(yè)鏈是已經(jīng)確定的，一時也改變不了，尤其是在常態(tài)化的疫情防控情況下，有些產(chǎn)業(yè)鏈也不可能完全轉變。所以，相對來說，我國的出口占世界貿(mào)易中的份額是相對固定的，但受疫情影響，肯定會有短暫的下降，未來很可能會恢復到相對的正常水平，但卻不會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那個份額。
因為某些國家對中國是有特殊對待的，有脫鉤傾向的，所以，我國面臨的外部環(huán)境會比過去更為嚴峻，但是我們也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去彌補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之所以強調再分配，因為一般來說市場具有的分配功能是有限的，勞動力市場可以幫助窮人找到工作從而增加其收入，但是讓窮人趕上或者接近富人的生活水平，市場機制自身做不了這一點。如果想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終究還是要回到再分配問題上。經(jīng)濟高速增長期的國家，發(fā)展速度快，會迅速向高收入國家靠近，但是貧富差距也在加大，但是一旦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以后，歸根結底都要解決收入差距問題，所以，再分配的相對力度就會越來越大。
Q：“十四五”時期，我國經(jīng)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您認為每個需求因素會分別發(fā)揮什么樣的作用？
蔡昉：準確的數(shù)字很難預測，我覺得目前保持這個結構變化趨勢是可以的，也就是說消費需求的比重還是應該會顯著上升的。外需可能不會回到以前的水平，投資需求的潛力也并不大，因為當增長速度下降，投資也回歸到均值。因此，經(jīng)濟增長越來越仰仗消費需求的增加，以及對GDP增長貢獻率的繼續(xù)上升，但是要想保持消費需求的提升，就必須拿出真正的辦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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