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需求不足
Q1:去年以來,需求不足作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受到關注,您認為需求不足主要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張斌:對比供求兩個力量,可以看到需求的力量偏弱。需求相對于供給力量偏弱,最直觀的結果是價格水平偏低。我們已經連續(xù)多年核心CPI低于1%,最近兩年CPI、PPI也都處于低位。另外,更全面反映物價水平的GDP縮減因子也是負值。一系列的價格指標告訴我們,目前的供求力量對比中,需求力量相對較弱。
需求不足帶來的不僅是通脹水平偏低,還有一系列負面后果。過低的通脹環(huán)境下,企業(yè)收入和盈利偏低,新增就業(yè)機會和新增投資偏低,居民收入偏低,政府稅收偏低,資產價格偏低。盡管實際GDP增速還好,但是名義GDP增速顯著低于實際GDP增速,經濟增長不能帶來充分的企業(yè)盈利、居民收入和政府稅收,經濟增長缺少獲得感。這種環(huán)境持續(xù)下去,社會公眾對未來的預期和信心會被削弱。需求不足是目前階段最主要的矛盾,它導致我們對經濟增長缺乏獲得感,缺乏信心。
Q2:有觀點認為這主要與房地產行業(yè)下行有關,您怎么看待?
張斌:這些肯定和房地產行業(yè)下行有密切聯(lián)系,但是也不能完全用房地產問題來解釋。可以從三個層面看待需求不足現(xiàn)象,一是市場自發(fā)力量,二是政策干預力量,三是以上兩種力量結合以后的綜合反應。
2023年以后,盡管疫情防控結束了,但是市場自發(fā)的需求并未出現(xiàn)強有力的恢復,居民和企業(yè)的支出水平保持在較低水平。疫情對我國居民、企業(yè)和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沖擊并沒有隨疫情防控結束而消失,疫情后遺癥仍在。
更重要的是,房地產市場的深度調整仍在繼續(xù),嚴重拖累宏觀經濟。房地產行業(yè)的特征是“四五六”——四成的銀行貸款、五成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六成的居民財富都與房地產行業(yè)有關。如果房地產價值出現(xiàn)很大下跌,會對全社會信貸增長、購買力增長產生影響。
但是,又不能說需求不足完全與房地產行業(yè)相關,如果將政府支出與私營部門的支出相比較,目前增長最慢的不是私營部門的居民消費,也不是私營部門的投資,而是政府支出。政府的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加上政府的基金支出,兩部分合計的增長速度在今年前4月呈負增長,而政府支出占全社會總支出水平接近1/3,對全社會需求有重要影響。
為什么政府支出下降得很快?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政府支出下降主要來自政府基金支出的下降,這一塊主要受政府賣地收入下降的影響。但與此同時,既然政府收入減少,政府可以通過逆周期政策,可以通過更多的發(fā)債來對沖,但是我們的逆周期政策較為溫和,所以政府支出下降和我們對逆周期政策的選擇也有關。打個比方,一個人身體不舒服,可能因為他受了外傷,這個“外傷”是房地產市場的沖擊,但沒有包扎傷口,他會繼續(xù)不舒服,“包扎傷口”可以理解成逆周期政策。
一方面,市場自發(fā)需求弱;另一方面,宏觀政策尚不足以對沖需求不足。市場自發(fā)力量和政策力量疊加以后,居民、企業(yè)和政府三個部門陷入收入增速下降帶來支出增速下降、支出增速下降又帶來收入增速下降的負向循環(huán)。這個過程中,收入和利潤下降還會進一步影響預期和資產價格,預期和金融資產價格變化成為負向反饋機制的放大器,需求不足現(xiàn)象更加嚴重。
Q3:如果需求不足是相對供給來說,那有沒有可能存在供給過剩?
張斌:現(xiàn)在我們的產能利用率、新增就業(yè)壓力說明資源沒有被充分利用起來,供給方很多“力量”因為需求不足的遏制使不出來,這是資源浪費,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把鞭子打在供給身上。
主要還是需求的問題,這個時候提升需求、提升產能利用率、提升新增就業(yè)機會,經濟會更好,制約經濟增長的不是供給端的問題。如果需求提升,可能很多產業(yè)產能就會不過剩,部分行業(yè)產能過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是需求不足造成。
增加政府債務支出,是為了增加私營部門收入、刺激私營部門支出
Q4:您曾建議增加廣義政府支出。在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下滑的情況下,增加政府支出是否會進一步增加政府負擔?在當下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的背景下,如何避免沖突?
張斌:這兩者其實本質上不沖突。首先要明確怎么衡量政府負擔和政府債務風險。不能說政府債務大了,負擔就大。衡量債務負擔不能光看債務規(guī)模,至少應該看政府債務與GDP的比值。如果政府債務很多,但是GDP、政府收入很高,那也是可以的。雖然債務/GDP也不是一個很好的衡量債務負擔的指標,但是比債務的絕對值要好。
從過去的經驗以及當前國際上的經驗看,當政府增加債務支出時,債務在增長,收入也在增長,債務/GDP的分子分母一起漲,所以增加債務并不必然帶來債務負擔的增加。美國、歐洲、日本使用刺激政策的時候,2020年時債務規(guī)模上升很快,但隨后“債務/GDP”快速下降,因為他們的名義收入、價格水平上去了,債務負擔就下來了。
還有一點,即使是債務負擔增加,也不代表債務不可持續(xù),未來的債務風險增加,也不是現(xiàn)在舉債以后要子孫還。現(xiàn)在如果舉債增加支出,把沒有充分利用的資源利用好,把今天的經濟搞得更好一點,大家收入、就業(yè)能力增長,對應對各種外部沖擊壓力會更好,對明天的經濟也是最好的幫助。
而且,“政府債務/GDP”并不是以后一定要清零,只要政府一直存在,比值就會一直存在,只要國家這種形態(tài)一直持續(xù),債務就會一直持續(xù),這是可以永續(xù)的。目前階段對債務總量問題不用太擔心,如果要擔心,那也是債務增長不足以支撐擺脫需求不足。
最終作為結論性的、決定政府能不能舉債、需不需要舉債,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債務率高低,而是私營部門的儲蓄和投資力量的對比。私營部門如果儲蓄大于投資,有些資源得不到充分利用,有通縮的壓力,這時政府舉債增加支出,把資源充分利用起來,對經濟有“百利而無一害”。反過來,如果私營部門本身經濟過熱,儲蓄小于投資,這個時候再去增加支出,就會帶來通貨膨脹,政府就不應該再去舉債增加支出。
我們現(xiàn)在的情況,恰恰就是私營部門的投資意愿很弱、儲蓄意愿較高,投資有缺口,通脹水平也比較低,這時政府舉債增加支出不會帶來通貨膨脹,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給私營部門創(chuàng)造更多的收入。
我們總說希望私營部門增加收入,怎么增加?非常重要的一個渠道是政府支出,政府部門支出多了,非政府部門收入就會增加,這是我們現(xiàn)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增加政府債務,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快速地增加私營部門收入,刺激私營部門支出。
今年的整體財政安排已經確定,我們大致估算了一下,全國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合計增長的極限值是7.9%,目前財政的支出增速距離年初制定的目標還有較大距離,接下來,需要盡最大努力實現(xiàn)年初制定的政府支出目標,確保政府支出不拖累名義GDP增長。
今年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很可能不及預期,并因此造成政府基金支出難以達成增長目標,對此需要考慮通過增加發(fā)債,為地方政府支出融資。
Q5:過去幾十年債務規(guī)模增加,大家似乎也沒有非常擔心債務風險,現(xiàn)在比較擔心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張斌:其實地方債壓力一直都在,我們也治理了好幾輪了,地方政府債務從產生那一天起,其實憑借項目自身是很難走平的,因為這些項目大部分都是一些城市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現(xiàn)金流很少,但融資成本又很高,過去主要靠賣地收入填補,現(xiàn)在賣地收入下降之后,這個矛盾就更突出了,但是這個問題一直都在。
政策利率還有空間 降得越早、越快、幅度越大越好
Q6:應對需求不足,貨幣政策需要進一步降低利率,但也有中美利差放大帶來資本外流與資本貶值壓力的顧慮,您如何看待?近期,國家發(fā)改委等部門也提出,推動貸款利率穩(wěn)中有降,您認為今年的政策空間是怎樣的?
張斌:降低利率、擴大利差,未必會刺激資本外流、未必會讓人民幣有貶值壓力,無論是看過去歷史經驗還是其他國家經驗,都是這樣。
降低利率,刺激經濟活力,可能會提高國內貨幣需求。比如,很多出口商拿到外匯之后,如果通過降息渠道使得國內經濟活力提升,貨幣需求提高,他們可能就會把錢換成人民幣,用在國內支出,不會增加資本外流和匯率的壓力。
從過去經驗來講,對匯率、資本流動而言,相關性更強的是中國經濟景氣程度,或者說是中國經濟基本面,而不是利差。所以如果大幅度降息,提升經濟景氣程度,未必一定讓貨幣貶值。
即便貨幣貶值,也要區(qū)分是小貶值還是大貶值,如果是中等、小幅度的貶值,對出口擴張、需求提高是有幫助的。真正要擔心的是大貶值,但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在這么大的貿易順差、這么低的通貨膨脹率、宏觀經濟相對穩(wěn)定、沒有遭遇到金融危機的情況下,貨幣出現(xiàn)大貶值。所以我覺得對匯率問題過于擔心是沒有必要的。
我們講的降利率是降低政策利率,是中央銀行向商業(yè)金融機構貸款的利率。首先,降低政策利率很有效。我國現(xiàn)在大約300多萬億的債務,如果政策利率大幅度下降100至200個基點,債務人在一年內保守估計可以減少2萬億-4萬億的債務利息支出。與此同時,這將提高金融資產估值10萬億-20萬億,并對房地產價格形成支撐。通過大幅度降低政策利率,整個居民的“錢包”會增加幾十萬億,包括債務利息支付的節(jié)省和資產估值的提高。與此同時,降低政策利率還會增加消費傾向、減少儲蓄傾向。
其次,降低政策利率很靈活,可以根據需要隨時調整。再次,這一政策很精準。與其他逆周期政策相比,調整政策利率的作用機制是擴大個人和企業(yè)的“錢包”、優(yōu)化消費與投資的相對價格。至于如何消費和投資,完全由企業(yè)和消費者自主決定,而不是由他人替代決策。再精妙的決策也不如讓億萬個主體自己決定如何花錢。
我們的政策利率還比較高,政策空間是非常充分的,降得越早、越快、幅度越大越好。
中國制造業(yè)升級:量的增速變慢,質的要求變高
Q7:您曾提到,制造業(yè)投資高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難以持續(xù),為什么?您認為我國的制造業(yè)升級路線大概會是怎樣的?
張斌:任何投資和生產,最終是為了服務于需求,為了提升生活品質,讓社會發(fā)展。
你看中國的居民部門,比如居民消費需求,現(xiàn)在在制造業(yè)商品的消費上,其實增長速度是在放慢,我們的消費支出更多是往服務業(yè)上走,因為想進一步提升生活品質,會花更多的錢在子女教育、養(yǎng)老保健等方面,而不是更多用于制造業(yè)產品消費。
需求結構發(fā)生了變化,支出就更多向服務業(yè)傾斜,這個是需求端的變化。當需求端發(fā)生變化時,供給端就要隨時做出調整,就會引導更多資源放在服務業(yè)投資,而不是擴大進入制造業(yè),這也是為了滿足更好的生活需要。
這個現(xiàn)象并非中國獨有。當人均收入過了1萬美元或者8000美元以后,這些高收入國家對制造業(yè)產品的支出比例都會下降,制造業(yè)的投資也隨之下降。
中國過去也是這樣,2012年之后,其實制造業(yè)投資、制造業(yè)增加值比例都在下降,這也符合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在這個過程中,制造業(yè)投資占比的提高,更多是暫時性的,這是從量的角度來看。
對制造業(yè)投資的觀察還要從質的角度來看。我們對制造業(yè)總的需求數(shù)量不會提高很多,但是希望質量更好,我們需要設計更好的轎車、功能更強大的家電,所以制造業(yè)方面,總體數(shù)量增長有很大幅度的放慢,但是對質量的提升又有新的要求,怎么提升?也要靠高人力資本的服務業(yè),從前端的教育、科研和風險資本投資,到后端的知識產權保護,都對制造業(yè)升級有著強有力的支撐和幫助。
目前來看,中國制造業(yè)升級總體情況挺好的,而且我們的制造能力和水平是超出我們的發(fā)展階段的。相對于當前的社會經濟發(fā)展階段,能有這樣的制造業(yè)水平、出口產品競爭力,在其他國家是看不到的。
培育發(fā)展新質生產力 政府要保障土地、陽光、水分
Q8:您曾提到,要優(yōu)化區(qū)域生產力布局、防止“內卷式”同質化競爭。您認為這種同質化競爭主要有哪些體現(xiàn)?
張斌:同質化競爭最主要的體現(xiàn)是很多地方政府都會投入大量資源發(fā)展新產業(yè),比如新三樣、生物制藥、半導體、低空經濟等產業(yè),各個地方都在積累這些產能,而且都希望做大項目。
但是其實回過頭來看,有些地方政府可能做得還比較成功,也有很多地方投入了大量財力、物力,到最后項目進展跟預期還是差別很大。產能過度積累之后,最后可能100家、200家企業(yè)也就能跑出來三五家,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Q9:怎么去防止這種競爭?
張斌:這個比較難,因為政府有一套考核體系。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在認知上、在政策設計上,迫切需要做一些調整,還是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去搞GDP競賽,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去發(fā)展新產業(yè),還是要根據當?shù)厍闆r。比如,有些地方可以在傳統(tǒng)產業(yè)升級方面下功夫,有些地方政府確實有很強的做風險投資的一套班子,即便跟市場化機構相比也挺強的,他們做了十幾年、幾十年,對產業(yè)非常了解,過去有經驗積累、資金積累,這樣就可以做一些風險投資,布局一些新產業(yè)。但是,具備這樣條件和能力的地方政府很少,沒有必要盲目再去上很多新項目。
Q10:政府在培育和發(fā)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應該發(fā)揮怎樣的作用?如何把握政策的度?
張斌:政府應該要想清楚一件事,產業(yè)要成長,最終是要靠千千萬萬個民間企業(yè)的力量。政府和市場要做好分工,在各自的分工上做好各自的事情,政府要做什么?首先要做市場不做或做得不充分的事情,比如在基礎科研方面,政府可以有所作為,推進一些戰(zhàn)略性產業(yè)的前期培育,但這是中央政府和少數(shù)地方政府能做的事情,大部分地方政府其實未必有這個能力。
政府更重要的工作是維護公平競爭、開放的市場環(huán)境,需要更好的法律法規(guī)、營商環(huán)境,更好的保護知識產權、強有力的反壟斷等。一個公平競爭、開放的市場環(huán)境才能讓千千萬萬個市場主體競爭、勝出。政府這時候更多是裁判員的角色,能夠讓更多的市場主體參與競爭,降低準入門檻。表面上看。政府不直接參與生產,但其實政府保障了土地、陽光、水分,產業(yè)就像種子一樣,只要在這個環(huán)境里面就能生長。
本文為澎湃新聞對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