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碰撞2014——CF40-PIIE共論全球經濟新常態(tài)
陳元 錢穎一 亞當?珀森 主編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14年7月出版
本書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全球經濟的新常態(tài)
金融危機五年后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zhàn)
不可輕言經濟長期停滯
美國提升出口的策略選擇
中美雙邊投資的機遇及展望
自然資源投資和管理的改革路徑
第二章 中國經濟的新常態(tài)
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xù)性
結構性因素對中國長期經濟增長潛力的影響
中國經濟與金融風險
穩(wěn)增長的必要性
改革和重構之下的中國經濟
從資源結構看中國經濟轉型
國進民退?
第三章 金融改革與實體經濟發(fā)展
金融改革：推動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重要舉措
金融領域改革與海外投資
亞洲、中國與美國金融市場互動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促進金融轉型發(fā)展
中國的金融風險與對策
G20：如何影響全球金融改革議程
脫離債務：降低中國經濟增長的信貸密度
第四章 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
緊貨幣是否可以降杠桿?
中國經濟和資產價格
信貸超貨幣擴張的風險及應對
理順我國貨幣政策調控體系
人民幣匯率貶值還能走多遠?
資產價格與貨幣政策
美聯(lián)儲終止零利率政策
第五章 國際貨幣體系：回顧與展望
全球化背景下IMF的重要性
未盡的改革：后布雷頓森林時代的國際貨幣體系
世界儲備貨幣的收益／成本率對人民幣國際化之路的借鑒
國際貨幣體系演化：歷史規(guī)律和經驗教訓——紀念布雷頓森林協(xié)議簽署七十周年
IMF七十年：評估與展望
附錄一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簡介
附錄二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組織架構與成員名單（2014年）
前言
當前，全球經濟正處在緩慢復蘇的“新常態(tài)”。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和主要貿易國，中美兩國在經濟領域加強對話與合作，對于實現(xiàn)全球經濟的再平衡、促進世界和平、穩(wěn)定與繁榮至關重要。2014年7月9—10日，第六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隨著中美官方對話的持續(xù)和不斷深入，兩國智庫，尤其是民間智庫的交流也愈加頻繁。
2012年以來，為促進中美經濟學家學術交流，探討雙方共同關注的經濟焦點問題，更好地為政府部門提供政策建議，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聯(lián)合美國知名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成功舉辦了三次學術交流會。2014年5月17—18日，第三次中美經濟學家學術交流會在京召開，歐洲布魯蓋爾研究所(Bruegel)也參與到本次交流之中。與會專家圍繞金融危機五年后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的新常態(tài)、推進金融改革的重要性、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國際貨幣體系的回顧與展望等重要議題進行了深入而熱烈的討論。
2012年4月，CF40聯(lián)合PIIE舉辦了第一屆“中美經濟學家交流會”，與會的200余位中美專家圍繞會議主題“全球經濟下中美兩國的責任與對策”展開了深入的討論。會后，CF40組織出版了《大碰撞》一書，詳實記錄和展現(xiàn)了中美經濟學家學術交流成果。2013年4月，第二屆“中美經濟學家交流會”成功舉辦，會后出版的《大碰撞Ⅱ》一書記錄了與會專家就全球經濟再平衡、中美貿易投資關系、經濟結構發(fā)展趨勢、財政可持續(xù)性、影子銀行等問題演講和討論的內容。今年，《大碰撞2014》繼續(xù)記錄中美經濟學家“思想的碰撞”和“學術的交鋒”，且看全球經濟新常態(tài)下中美兩國有哪些新的經濟策略。
全球經濟的新常態(tài)
全球金融危機五年之后，全球經濟出現(xiàn)新常態(tài)。經濟的復蘇非常緩慢、脆弱，并且充滿了不確定性。首先，全球的就業(yè)形勢依然嚴峻，歐洲一些國家的失業(yè)率問題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就業(yè)和增長的關系仍是國際組織亟待解決的命題。其次，在全球經濟顯露復蘇苗頭之后，利率水平沒有隨之上升，這對國際社會的宏觀經濟政策提出挑戰(zhàn)。再次，金融危機爆發(fā)已達五年之久，但全球沒有出現(xiàn)突破性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最后，在全球經濟治理方面，美國沒能果斷承擔起與其國際地位相匹配的領導責任。
美國經濟和中國經濟是全球前兩名的經濟體，因此，中美經濟的特征及其關系，是研究世界經濟時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重大議題。中美就雙邊投資協(xié)定已經進行了多輪談判，雙方關注的焦點仍是政策障礙。美國希望從該協(xié)議中獲得準入前國民待遇，希望中國減少“負面清單”的內容，實現(xiàn)外國直接投資的“一站式”批準，修改中國反壟斷法的部分內容等。中國希望在美國得到實際和法律意義上的最惠國待遇，希望減少國家壁壘和對中國國有企業(yè)的歧視。目前雙方已經就一些方面達成共識，但這項協(xié)定對雙方都是一個考驗。
自然資源的分配是影響全球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一些國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這些資源并沒有給這些國家?guī)黹L期而穩(wěn)定的增長，這與西方國家對這些資源的“掠奪式開發(fā)”有關。隨著中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國應當在全球性機構中發(fā)揮更多的作用，努力促成更合理的全球自然資源的分配機制。
中國經濟的新常態(tài)
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有觀點認為由于中國政府采取了諸多的經濟刺激政策，中國存在“國進民退”的現(xiàn)象，例如國有企業(yè)重新崛起。但有美國專家從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國有企業(yè)在本行業(yè)中的壟斷、私有企業(yè)資金可獲得性和危機前后國有私有企業(yè)生產率對比四個維度分析，認為“國進民退”現(xiàn)象并不存在，并且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私有經濟持續(xù)發(fā)展，正成為改革時代經濟增長的來源。
在全球經濟緩慢復蘇的背景下，中國經濟也呈現(xiàn)新的態(tài)勢。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必然存在很多結構性問題，一些因素的變化如勞動力人口的萎縮、環(huán)境成本的上升會對經濟增長帶來負面的影響，而深化改革可以對沖部分的結構性下行壓力，使得未來的中國避免跨入“中等收入陷阱”。除此之外，近期中國經濟增速下降的原因還包括外部的周期性問題，因此中國需要采取一些反周期的措施來穩(wěn)定經濟增長。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國家還存在很多回報率高的投資機會，也擁有充足的投資資源，如果利用好這些條件，中國就有可能在未來的十幾年中保持7%～8%的經濟增長。當然，要充分發(fā)揮這種潛力，中國需要繼續(xù)深化改革以解決雙軌制遺留下來的問題。
2014年第一季度以來，市場上充滿了反對政府采取刺激政策的聲音，但政府確實需要有所作為，前瞻性地采取燙平經濟波動的政策；否則，一旦錯過了“穩(wěn)增長”的最佳時機，不但會急劇加大中國經濟與金融體系在今后幾個季度的風險，而且有可能迫使當局在今后2—3個季度采取更大的刺激政策，最終得不償失。當然，“穩(wěn)增長”并不等同于“刺激”，其形式也不應該照搬過往的投資大躍進，而是應更多地利用“一箭多雕”的結構調整與全面放松管制的改革開放舉措。從這個意義上講，與90年代末期相仿，當前的經濟增長下滑反而成了倒逼改革的良機。
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凸顯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世界主要國家都意識到加強金融改革的必要性。無論是在全球還是在中國，有效率的金融改革都是促進實體經濟健康發(fā)展的重要途徑。在全球層面上，二十國集團自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就致力于尋求金融改革與監(jiān)管方面的全球多邊一致性，但是，五年以來，全球金融體系依然沒有建立起合適的制度基礎，也沒有跡象預示未來全球金融會保持穩(wěn)定，同時，建立有效的監(jiān)控全球金融體系的工具的目標也僅僅停留在承諾層面上。在中國，正確的金融改革將成為重要的經濟增長驅動力。中國過去依靠信貸拉動增長的路徑顯然是不可持續(xù)的，中國正在進行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有利于更合理地分配信貸資源，有利于增強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中國進行金融改革的影響力并不會局限在國內，這是因為，隨著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高，中國對亞洲金融市場的影響在持續(xù)增加。雖然在金融危機時，美國對亞洲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比中國大，但在非金融危機時，中國對亞洲金融市場的影響力與美國相比，已經不相上下。
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
在中國，存款準備金是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但隨著近年來我國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創(chuàng)新宏觀調控思路，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副作用日益顯現(xiàn)。法定存款準備金不僅阻礙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嚴重制約了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發(fā)展的水平和能力，因此亟待進行調整和完善。近期人民銀行在增加基礎貨幣的同時加強了對銀行同業(yè)業(yè)務的監(jiān)管，實際上是在放松貨幣的同時限制廣義信貸的擴張。這可能預示著人民銀行以后更多地采用再貸款等方式來放松貨幣，輕易不會動用全面降準的手段，因為后者對商業(yè)銀行的信貸刺激更大。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相對寬松的貨幣環(huán)境是資產價格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中國的形勢而言，房地產市場目前整體仍處于被高估的狀態(tài)，這和2009—2010年的猛烈貨幣刺激似乎部分相關，但持續(xù)的城市化可能也提供了一些動力。最近兩年房地產市場的地域分化較為明顯，一二線城市價格繼續(xù)上升，三四線城市供應壓力較大。房地產在建面積的消化和高房價合理化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
而在美國，有專家認為美聯(lián)儲將終止持續(xù)了五年的零利率政策，零利率政策的終結會造成短期收益率上升，同時出現(xiàn)資金外流。但也有美方專家認為人們高估了貨幣政策帶來的影響。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直接聯(lián)系，調整貨幣政策在應對資產價格泡沫方面效果有限。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最終的推動力量并不是貨幣政策本身，而是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
國際貨幣體系：回顧與展望
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依然是最重要的國際機構之一。盡管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IMF發(fā)揮了一些重要作用，但國際貨幣合作存在的固有局限性也使得IMF的缺陷暴露無遺。IMF對其主要成員國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約束力，因此不能說服這些國家為了全局性目標犧牲本國利益。因此，當某些嚴重問題出現(xiàn)時——比如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貨幣問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和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美元和日元問題——均只能在IMF以外的框架解決，比如通過雙邊談判或五國、七國集團。即便如此，IMF開展重大改革的前景依然渺茫。展望未來，這一現(xiàn)實也基本不會有實質性的改變,改變的僅可能是主要成員國的身份。
在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人民幣有望扮演重要的角色。近年來，人民幣離岸市場業(yè)務飛速發(fā)展。2013年，人民幣成為全球第八大交易貨幣。在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道路上，世界各主要儲備貨幣的收益/成本率值得借鑒。對于收益/成本比率的估算顯示，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所帶來的凈收益將是大抵中性且略偏正面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主要的大型經濟體，人民幣有成為核心儲備貨幣的潛力。這樣的話，人民幣有可能成為美元的一種替代貨幣，而其估值過高或過低所帶來的影響將大抵相當。
總之，中美經濟學家學術交流內部研討會是迄今為止中美民間智庫搭建的最有效對話平臺之一。會議討論為中美雙方的決策者提供了比較全面的中美經濟形勢分析和決策建議，也為學術界進行與政策相關的研究提供了深層次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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